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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解读陈天桥1.15亿美元巨额捐款美国高校

作者: 时间:2016年12月15日 信息来源:
    
         一则捐赠消息,引发巨大热议。12月7日,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雒芊芊夫妇宣布,向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捐款1.15亿美元,支持脑科学研究。消息引起中国科学界热烈争议。     一些人认为,陈天桥从祖国赚了钱,却出钱支持他国而非自己国家的科学研究,太不应该了。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教授发微博认为,这一做法是一个“典型的错误”。饶毅认为,陈天桥选择在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饶毅之后又在另一社交平台说:“我们一批科学家在国外学习、工作后回国希望发展中国的脑研究,陈雒夫妇在中国赚钱后捐钱支持美国的脑研究,有些差别。”     与之相对,浙江大学生命科学研究院王立铭教授等一批科学家则认为,陈雒夫妇此举表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是好事情,而且其捐资领域和对象也是很好的选择。     到底该不该捐给富裕的发达国家大学,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12月14日,记者在多次联系了陈天桥所在公司人员后,又专访了中国科学界的相关专家、慈善机构的相关负责人等。     段树民——     捐助脑研究是好事     12月14日,我国著名神经科学专家、中科院院士、浙大神经科学研究中心主任段树民教授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段树民首先盛赞陈雒夫妇捐款支持脑科学研究是一件“好事情”。“这表明中国企业家开始重视前沿科学研究,而以前这方面一向做得不够。”     “他们没有选择捐资国内机构,其中原因恐怕是复杂的。”段树民认为,向美国科研机构捐资可能会产生更大影响,美国神经科学研究水平世界领先,国外相关慈善机制发展更加成熟完善等,这些都是影响企业家作出决定的重要因素。     段树民介绍,脑科学研究作为“终极前沿”,长期以来是美国神经科学研究中最受重视、投入最大的领域。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美国不断将大量资源投入脑研究,最近的一项大型研究计划是2013年奥巴马政府投入巨资启动的“脑计划”。     不过,中国近年来在神经科学研究特别是脑科学研究领域取得的飞速成长,同样有目共睹。段树民说,随着经济增长,我国政府不断加大对各前沿科研领域的投入,在许多领域已经超过美国,这同时吸引了海外一大批优秀青年科学家学成后归国发展。“浙大发挥其学科交叉的优势,在脑机接口等脑科学研究的若干方向,已经走在中国各高校的前列。”段树民说,2015年,浙大还发起成立了脑科学研究科技联盟。     中国的脑科学研究有自身独特优势,某些方面并不比发达国家差。段树民说:“中国有极其丰富的临床资源,能够建立庞大的病人样本库。有的罕见病病例在美国很少见,在中国就能发现较多。”     脑科学研究既代表了人类向大自然深邃奥秘的探索,也与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进入老龄社会,中国已经出现了越来越多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相比心脏病、心血管病,脑血管病如中风,带走了更多人的生命,危害极大,而寻获治疗之道同样有赖于脑科学的突破。”段树民说,“现在,中国自己的‘脑计划’很快就要公布。我们希望中国的脑科学研究能够得到更多支持。”     陈天桥夫妇——     脑科学是全人类的研究     12月14日,盛大集团公关总监郑思敏女士代表陈天桥与雒芊芊夫妇向知名新媒体《知识分子》回应了捐资问题。陈雒夫妇表示,他们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进行筹备和考察,2015年对武松娱乐知名的科学和工程研究机构——加州理工学院的访问,使他们进一步明确了资助的重点研究领域和资助方式。     43岁的盛大集团创始人陈天桥生于浙江新昌,曾是中国最年轻的首富。《知识分子》援引《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说,2015年6月陈雒夫妇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看到神经科学教授安德森的团队帮助一位瘫痪病人通过自己的意识控制一个机械手臂的视频后,决定与安德森教授会面,并捐款给加州理工学院。     陈雒夫妇表示,脑科学研究是全人类的研究,需要极其深入的跨国和跨学科的协作。希望通过促进中国科学家和国际研究者的合作,共同在这个人类面临的重大科学课题上实现突破。为了促进中国研究人员与国际上的交流,他们还在考虑设立一个资助武松娱乐华人、博士后和助理教授的项目,长期支持上百名研究人员,加强华人科学家在这方面的研究。     争议持续——     引发许多论者反思     连日来,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加入这场讨论,通过各种渠道发声,场面颇为壮观。记者梳理这些观点发现,认为陈雒夫妇将巨资捐助给前沿科学研究,在近年来的中国企业家中实属罕见,为企业界树立了卓越的榜样,是绝大多数科学家的共识。同时,比较中美两国的神经科学研究,美国起步早、基础深厚,目前总体处于领先地位;而中国起步晚、发展快,近10余年来处在快速上升期,这样的格局也为多数科学家所公认。至于在这样的格局下,哪一方更应得到企业家捐助的青睐,则是争议焦点。由此延伸出两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水平、两国科研机构使用捐款的能力等话题,也引发了许多论者的反思。     以上海科技大学教授胡霁为代表的一批科学家表示,强烈支持陈天桥夫妇的行为。据《第一财经》报道,胡霁认为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而以饶毅为代表的另一批中国科学家则对陈雒夫妇的捐资行为感到惋惜。正如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员所言,近10余年来,我国的神经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也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研究机构,如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麦戈文脑研究所、浙江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脑科学研究的实力。     慈善机构——     慈善捐赠观念需改变     陈天桥的捐赠行为引发了更多人的思考。一些人认为,美国良好的捐助传统、完善的捐赠体制,能为私人捐助者进入科研领域提供机会,是陈雒夫妇最终把钱用来支持美国脑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原因。     省慈善总会执行副会长李刚12月14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国内大学接受慈善捐献的数量还比较少。一方面,是因为国内大学接受慈善捐赠的机制与国外相比有较大不同。国外一些高校在劝募方面已相当成熟,校长也承担着募款职责;另一方面,国内慈善捐赠观念相对滞后,很多人眼中的慈善捐赠还停留在传统意义上狭隘的慈善,也就是扶贫济困。其实现在倡导的大慈善理念中,对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捐赠都属于慈善范畴。     在李刚看来,今年9月1日正式施行的新慈善法,广义地界定了慈善活动,把促进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发展,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纳入了慈善活动范畴,倡导了“现代大慈善”的理念,是新慈善法的一大变化。“对科教文卫体等事业的捐赠,有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中国非营利事业的发展也有利。”李刚说,慈善法规定的是原则性内容,配套的法律法规等目前来说还有待完善和细化。他希望,随着相关法律和配套的进一步完善,将来会有更多的企业家愿意资助国内的高校和科研院所。     另一方面,段树民也表示,对于慈善捐赠的使用,国内很多大学留给人们经验不足、能力不够的印象。“这一印象其实不尽准确。以浙大为例,我们对慈善捐赠一向都使用得较好。”段树民说,浙江产生了中国最具活力的企业家群体,希望有更多浙商能够把目光投向前沿科技领域。     “包括脑科学在内,中国在许多前沿领域的科研实力完全能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得到捐助,就有望作出更好的成果。”段树民说,学科交叉是浙大脑科学研究的重要特色,现在科研人员分布在学校里不同的地方搞科研。“我们想最好能兴建一座建筑,让大家在一个楼里工作、讨论,这对科研工作大有助益。”     钱该往哪儿捐?     当天上午,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仇子龙研究员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首先是惊喜,企业家也对大脑科学与基础研究有兴趣,其次是惋惜。”     话音刚落,第一财经记者就在微信朋友圈看到了北京大学理学部主任饶毅一条被疯转的评论,他说:“陈天桥夫妇选择在生物学和神经科学研究都历史悠久的加州理工学院支持脑研究,而不是上升期的中国,是典型的错误。”     支持和反对饶毅的人立即开始站边。毕业于加州理工学院的浙大生命科学研究院教授王立铭反驳说:“捐助科学,说明中国企业家开始积极关注更长远更有意义的工作,这是好事。特别是他的选择,最前沿的领域——神经科学,加州理工学院,DavidAnderson教授,这些都是很好的选择。当然,作为中国神经科学家,我更希望看到我们的企业家捐助国内的神经科学。”     上海科技大学的胡霁教授也强烈支持陈天桥的捐赠行为。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陈天桥酝酿这个项目已经好几年了,谈了很多家机构,据我所知,他考察国内外科研院所至少已经有3年。基础科研对科研工作者自身有竞争,但对全人类而言不存在竞争。比如中国人一直在癌症治疗等领域受到美国科研进步的好处。富豪关注科研是好事,陈天桥有超越大多数中国富人的科研视野和追求,这是纯粹的慈善,值得鼓励。”     而在仇子龙看来,在中国科研实力完全能够达到国际顶尖水平的前提之下,钱捐助给中国或许是个更好的选择。     他认为,我国的神经科学起步晚,总体实力不及发达国家,但最近10余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和成就,也建立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的研究机构。比如由美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蒲慕明先生领衔的中科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所,北大清华的麦戈文脑研究所,浙江大学医学部的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复旦大学脑研究院等研究机构都已具有世界一流脑科学研究的实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国内现在聚集了一大批优秀的青年科学家,他们大都在国际顶尖研究机构经过严格科研训练,完全能够达到国际水平,而且他们的研究才刚刚起步,更需要资助。因此如果陈天桥把钱捐给中国,从推动人类科学发展事业的角度来说一定会取得同样的效果。     “陈天桥的捐款是私人行为,我们道理上不应妄加评论,但是我们衷心希望这件事能够成为一个引子,为中国健全国内的资助体系、完善管理透明提供契机。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要知道1亿美元对于美国可能不算什么,对中国科研界来讲已经是一个天文数字了。我们中科院的每一个课题组每年的科研花费大概不会超过200万元人民币,50万~100万元的资助对我们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生物与化学交叉研究中心陈椰林研究员表示同意仇子龙的看法:“我为陈天桥捐助神经科学点赞!这是很了不起的事情。但是美国神经科学研究的盘子已经太大,1亿美元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只有一时的新闻效应。而中国则正处于高速发展的初期,属于潜力股,资金在这种阶段的投入显然更容易带来长远的改变。我相信,假以时日,中国一定能赶上美国的水平。放眼未来,捐助美国不如押宝我们自己的科学家。再说我们本来就是刚从美国回来的。”
    仇子龙预测,如今的70后科研人员,回国10年后完全能超过留在国外的同龄人,而且政府和国内高校科研院所正加大投入,吸引着大批80后优秀科研人员回国。“有基础人才,资本才愿意投。”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     讨论中也有持中立态度的科学家。中国科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薛天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对于富人的捐款,不能追加道德的约束,尤其是这样的捐款是为了促进全人类科学的,捐给加州理工学院本身是好事。陈天桥的这些钱如果投到中国可能格局可以做得更大,与此同时不确定性也会更多。我们更应该自省,国内有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欠缺阻碍这类科研捐赠。”     中国科学家“走出去”     科学家们认同中国的研究机构吸引不到私人捐助的一些原因:包括国家没有税收鼓励、大学也没有足够诚意、财务制度不够透明等。但他们同时从自身反省:“我们有没有做出最好的研究?有没有尽到科学传播以及和公众交流科学的责任?”     对于这个问题,科学家们普遍认为中国科学界对科普的重视程度不够。     王晓群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我们还是需要正确看待陈天桥的捐款,反思中国科研界自身的制度和体制,建立通畅的沟通渠道与途径。相比美国的科学家,国内科学家与公众的沟通能力较弱,科普能力不如国外。在国外,医学院会有一套专业的公共关系培训课程,都是为了系统地培训如何去和公众沟通的能力。”     胡霁表示:“中国年轻科学家如果拿到资助,做出来的研究一定不会比美国人差。但是我们很难让普通人了解自己在干什么。在国外拿了NSF(国家自然基金会)的钱,有义务一定要去科普的。”
“尤其是考虑到我们其实是在拿纳税人的钱做研究。如果能够扩大中国人对科学的兴趣,长远来看,捐款的资金池会更大。老百姓的小额捐助,也可以积少成多,国外有些私人的基金,就是从老百姓那里募资,然后再去支持科学家。”胡霁补充道。
    科学家不仅要加强与公众的沟通,更要学会与企业家沟通,并且了解企业家在想什么。仇子龙举了一个切身实例,在一个私人聚会的非正式场合,某院士问企业家:“你那么有钱,为什么不投给我们做科研呢?”企业家说:“我们要收益,所以还没考虑过投资科研。”院士说:“你投给我们长期有收益,对人类的进步有贡献。”企业家说:“长期就不叫收益了,是慈善,也可以叫回报社会。”
仇子龙说当时他的感触特别深。“科学家要明白企业家想什么,他们捐款可能一部分是投资,另一部分钱是回报社会,是慈善,但是慈善也是要有目标的。”仇子龙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因此沟通的能力中国科学家一定要好好学习,需要与时俱进,更善于与不同领域的领袖沟通。”
    陈椰林表示同意:“前一段时间与企业家聊天,他们对生命科学的兴趣特别大。只是平时没有途径去了解。我们做科学不能纯粹为了满足好奇心,是要去交流与科普的。王立铭教授经常做科普,他已经成了‘网红’,是我们的榜样。”     对于未来,科学家们纷纷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谌小维表示:“说到慈善,过去捐款建校舍、建教学楼都是很好的案例,我们可以借鉴,比如逸夫楼。将来我们期盼捐款不仅仅是建教学楼,也可以捐到前沿基础研究,让天桥神经科学中心、马云脑科学院等开满祖国大地。”     “陈天桥的出现,对很多科学家来说,是让他们看到了资本市场对于科研的重视,是积极的。”王立铭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最近几年,国内的基础研究飞速发展,很多年轻科学家也迅速成长起来,同时因为陈天桥这样的人开始出现,不管是科学方面的交流还是科研资助,我们都正处于一个最好的时期。”     谌小维介绍称,比如房地产开发商应该把眼光放长远,如果建立世界级的科研机构,那么势必带动周边的服务业和房价。“例如佛罗里达为了拉动房价,和世界著名的基础科研机构德国马普学会合作建立了神经科学所。当然这不是说让科研成为企业家炒作市场的手段。”他表示。     王晓群介绍称:“美国公立大学如何接受私人捐助,都有非常成熟的模式,值得借鉴。比如UCSF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所每年都会举办募捐晚宴,并通过各种社交网络,吸引愿意资助的富人来参加。这是国外的优势。在国内,宣传形式很复杂,一直没有建立起合适的体制和组织形式。比如怎么吸引富人来和科学家沟通,这都是问题。     仇子龙最后总结道:“中国目前对私人捐助的机制需要完善,科学家愿意和企业家一起努力,探讨方案,做出世界水平、与国际接轨的私人捐助科研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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